中國經濟正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經濟降速、結構調整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重壓力，構成了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階段性特征。而除"三期疊加"外，還有一重因素嚴重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從長期看，人口壓力是最難繞過去的一道坎，將持續施壓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生產力驅動的轉型。

       發展經濟學中存在著"劉易斯拐點"的概念，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一般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于2004年出現，自那以降，失業率下降、農村居民工資增幅上升、中西部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速雙升，勞動力成本抬升的跡象十分明顯。根據日、韓經驗，從"劉易斯拐點"，到"人口紅利"的拐點，仍然有一代多人（約30－40年）的緩沖時間，高勞動人口占比、低撫養比的人口結構優勢可以在"劉易斯拐點"出現后繼續支撐經濟發展。但是中國面臨的嚴峻問題是：這一期限只有短短8年，即2004年開始進入劉易斯拐點時期，2012年人口紅利窗口就已關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首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過于倉促的緩沖期令中國經濟調整陷入被動。

       后人口紅利時期的一些經濟特征值得關注，將成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重要內容。由于人口紅利的消失，此輪中國經濟的調整期注定漫長，程度深，痛苦指數高。具體表現為，產業發展方面，依賴人口紅利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普遍面臨深度調整，"機器換人"成為各地制造業發展的主流趨勢；進一步的，裝備制造業、"工業4.0"的發展成為政策支持重點，以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克服勞動力短缺的瓶頸。城鎮化建設方面，以往快速城市化撐大的城市體量，將出現普遍過剩。近年來中國各地"鬼城"頻出，已經有所驗證，表明宏大的城市建設計劃得不到人口導入的有效支撐。安邦（ANBOUND）在中東部地區的調研顯示，多地政府在編制"十三五"規劃時，依然對城市規模與人口導入保有不切實際的預期，制定了龐大的城建計劃，可能為未來城市發展埋下巨大隱患。

       更加令人在意的是對金融系統的沖擊。人口紅利窗口關閉，人口老齡化將顯著改變資源在消費與儲蓄之間的配比，消費上升、儲蓄下降，進而導致投資增速下滑，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近兩年來，存款增加的速度顯著放緩。今年前10個月，人民幣存款增加8.09萬億元，較去年同期少增2.77萬億元。隨著未來五年人口老齡化大幅加速，存款增速放緩乃至負增長的趨勢難以逆轉，中國銀行業賴以為生的低息負債將基礎不再，以間接金融為主體的中國金融系統也將面臨實際利率上升的艱巨挑戰。事實上，實際利率上升的趨勢近期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體現在銀行攬儲成本高，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以及因剛性兌付大幅抬升的無風險收益率上。

       面對后人口紅利時期的壓力，并沒有短期可以見效的政策工具，問題的解決將是漫長而又艱難的。從日本、歐洲這些老齡化國家的前車之鑒看，即使擁有了全球最為稱道的福利系統與銀發經濟，經濟放緩、物價下跌（通縮）與社會活力的減退依然難以避免，這是老齡化的通病。相比之下，中國的問題可能將更加嚴重，因人口萎縮的速度遠高于歐洲、日本。從總和生育率（TFR）看，英國為2.0，法國1.99，德國1.42，日本1.39，而中國只有1.04。一般而言，總和生育率需要達到2.1－2.2才能維持代際人口的平衡。長期（從上世紀90年代起）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正是中國兩個拐點之間相隔如此之近的主要原因。這也表明，中國人口政策的進一步調整迫在眉睫，否則再過一代人的時間，便將面臨大國空巢的局面，屆時，任何政策與改革都將無力回天。

       人口壓力施壓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于倉促的人口緩沖期令中國經濟調整陷入被動。這一輪經濟調整的周期與深度都將遠超預期，對中國經濟金融與社會體系構成深刻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