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 淑   陳 琛
       編者按 隨著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原本高速發展的日本經濟陷入衰退，美國集中優勢于產業鏈兩端的研發、軟件和服務領域，大量的制造企業將生產外包至亞洲。然而進入21世紀后，美國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生產率增速逐步放緩，與此同時，一大批高技術產業的制造與創新的重心已經轉向亞洲，美國在很多制造業領域已經喪失領先地位。
       2008年金融危機后，行業形勢開始出現一百八十度的逆轉。制造業從“束之高閣”的“供品”演變成了穩定政局與破解危機的“良藥”，無論是美國的學界、政界還是企業界都一致呼吁制造業的本土回歸。在政界，“危機總統”奧巴馬緣起于這場金融海嘯，美國政府也徹底轉變了對制造業的態度，從“去工業化”扭轉為“再工業化”。在學界，小理查德·埃爾克斯在其著作《大國的命脈》一書中大談制造業對創新的作用。皮薩諾和史兆威合著的《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以下簡稱《制造繁榮》）從產業公地的維度說明了制造對全球創新的核心作用，大力倡導美國“制造業回歸”。
       從全球來看，2010年貨物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75%，而且由于服務貿易更適合本地化生產，因而出口服務相對出口貨物具有更大的難度，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無法通過服務貿易出口增長來抵消貨物貿易出口下滑帶來的貿易逆差。
       另外，很多人認為制造業是低附加值的經濟活動，對各類要素資源的需求層次都比較低，然而在當今的一些制造諸如生物醫藥、平板顯示器、航空發動機和醫療設備等精密產品的工廠內，熟悉復雜操作技術的工人比比皆是。而且在大多數工廠內，腦力勞動者已經超過了體力勞動者，制造已成為一項知識型工作。正如經濟學人的編輯保羅·麥基里所言，隨著制造業步入數字化時代，整個領域將煥然一新。本文將分兩個篇章來談制造業的重要作用，一是制造繁榮之制造與公地篇，二是制造繁榮之制造與創新篇。

       A 制造繁榮之制造與公地篇：
       “生物谷”：產業公地或產業園區之本

       哈佛大學知名工商管理教授在《制造繁榮》一書中以產業公地的概念論證了制造業的重要性。作者定義的產業公地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實體形態類似于國內的產業園區，是能夠對多個產業的創新提供支持的制造能力與技術能力的集合。比如聚集了各種各樣制藥公司的波士頓，很大程度上吸引企業前來聚集的初始原因就是該地區醫院及高校所開展的研究以及所擁有的能力，從而形成了一個“生物谷”，也就是一塊生物類的“產業公地”。
       通俗地理解，產業公地就好比自然界的生態系統，產業公地上的每一“物種”（包括競爭對手、供應商、消費者、工人和諸如大學之類的機構）都必須保持各自的獨特優勢，并讓彼此獲益。例如，精密工具制造者群體開發了一種金屬加工工具，這種工具對于制造復雜紡織機械非常重要。由于每一“物種”都在貢獻能夠使其他“物種”獲益的資源，所以生態系統能一直持續運行。如果系統中任一類成員（如一組重要的供應商）數量減少，那么這些資源的退出就會導致其他成員生存能力的降低。

       首個產業公地的誕生

       在書中，作者提到的美國首個產業公地的誕生就與大規模制造相關。19世紀初，美國早期的制造都是由擁有傳統工藝的熟練技工手工生產，因受制于資源有限與武器維修的限制，美國政府在接下來的50年不斷加大對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亞州等聯邦兵工廠的投資，利用基于制造互換性原理的方法來生產武器，如使用測量儀、固定裝置、檢驗裝置，并使用專用機器切削和成形排列有序的木材和金屬原材料，這在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最終也成就了“美國制造體系”。
       到1885年，隨著私營柯爾特兵工廠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成立，一塊可輻射其他產業部門的產業公地發展成型，并為制造業其他部門的萌發提供了條件。比如，精密工具制造者群體開發了一種金屬加工工具，這種金屬加工工具對于制造復雜紡織機械非常重要；另外，在兵工廠和縫紉機廠成長起來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也隨后擴散至家具、鎖具、時鐘、自行車、機車等制造行業，并最終進入汽車行業。

       美國產業公地的興起與衰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府對軍工廠的投資播下了美國產業公地興起的火種。早在19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政府投資國家高速公路網，60年代《太平洋鐵路法案》支持建設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網，美國國內市場迅速擴大，再加上電報通信網給企業規模經濟發展創造了機遇，而且現代化和專業化的企業管理結構滿足了企業技術和組織能力投資的需求。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杜邦、通用電氣、西屋電氣都建立了企業實驗室，美國法院嚴格實施《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從而強化了企業利用專利權來保護和授權其發明的能力，從而使企業將研發視作有效的競爭武器，而且在19世紀美國國內已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這些因素都促進了美國產業公地的萌發。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半導體行業為主的美國企業開始采用“無廠設計”的生產模式，這其中就包括一些取得巨大成功的新興企業如高通和英偉達，他們都把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制造業務外包至亞洲的新加坡、韓國、日本和中國大陸等地。然而，在企業通過獲取廉價成本并帶來利潤的同時，美國的產業公地也遭到侵蝕。例如，半導體行業制造向亞洲轉移，導致對精密制造需求量減少，從事此類業務的企業銳減，精密制造能力衰退，從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儀表等行業發展出現問題，美國產業公地的“多米諾骨牌”由半導體行業的外遷而引發出連鎖的負面效應。
       就美國來說，類似于半導體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本土已經失去或即將失去的產業能力包括光伏電池、超重型鍛造、機床的金屬切削、永磁電機和發電機、稀土元素的精煉和設備制造、可充電電池、顯示器和節能照明所用LED的制造、半導體制造（晶圓代工）、液晶顯示器、精密玻璃，光纖元件等。

       產業公地衰落的深層次問題

       國際競爭的殘酷性和不確定性，意味著產業在發展過程中的起伏進退是常態。然而，產業公地遭到侵蝕，惡性連鎖效應往往意味著更深層次的系統性問題——未來產業中那些具有創新性的領域崛起所需要的基礎將會崩塌。
       例如，當20世紀80年代半導體制造業由美國遷往亞洲的時候，美國喪失的電子材料加工工藝、沉積和鍍膜技術、復雜測試和組裝能力，這些能力形成了一片產業公地，同時這片“公地”還可以“哺育”眾多其他的先進、高附加值電子產品制造業的發展——比如平板顯示器、固態照明產品和太陽能光伏產品。
       為什么美國的產業公地會一步步被“侵蝕”。從國際競爭來看，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有亞洲的“四小龍”，而在1990年前后“金磚四國”開始活躍于全球市場，國際競爭不斷擴大，而此時各國都已經認識到研發和教育投資的價值所在，在20世紀60～90年代，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對一些專有技術能力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從美國國內來看，一是美國喪失了發展歷史中一直持有的優勢——擁有最大的國內市場，雖然現在美國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卻已經喪失了增長速度最快的殊榮，在2003～2008年，美國經濟的平均增速只有2.76%。二是美國政府的決策失誤，在遭受外來競爭時往往是實施進口限制或自愿價格限制，這都是治標不治本之策，而且在研發投入上，對基礎研究的資金投入在2003年趨于平緩，而對應用研究的支持力度從1990年開始就落后于基礎研究，從而加大了美國科研成果產業化的難度。三是美國企業管理理念的轉變，表面上看制造外遷是受市場力量的驅動，但實際上是由一些特殊的管理決策所驅動。眾所周知，企業總是短視的，董事會往往喜歡對從商學院走出來的CEO用財務報表來衡量他的業績，而CEO為了在短期股票市場或者年終分紅上有一張漂紅的報表，亞洲地區在成本上的誘惑性便促成了企業的外包決策，此時在知識密集型企業管理者的眼中，硬資產的價值就低于無形資產，即“逃離硬資產”；而且認為企業在市場上購買所得的效益優于企業自己投資建設。

       我國產業園區＝產業公地

       在我國，產業公地類似于國內的產業園區。
       近年來，我國產業園區在全國遍地開花，園區建設理念也從主要靠政策、行政化、硬基礎“三要素”上升到主要靠“制度、融合化、軟環境”組成的驅動模式。園區建設從簡單的產業集聚變為融合發展，而融合發展后的產業園區就是前面所談到的“產業公地”。
       在我國產業園區建設中，個別行業的在一些地區也經歷了“產業公地”的侵蝕。比如，在新中國成立之后，蘭州發展形成了我國著名的石油裝備“產業公地”，擁有蘭石、蘭化等全國知名企業，蘭州大學、蘭州理工等全國知名高校以及大量相關的石油裝備研究院所，但在整個西部地區資本、人才、基礎設施的限制下，大量企業外流，再加上企業戰略決策上的種種失誤，蘭州在全國石油裝備市場上逐步邊緣化，而山東東營、四川廣漢以及遼寧盤錦等地區卻異軍突起。
       依據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頒布的《2014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藍皮書》，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繼續蟬聯榜首，中關村已經成為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產業公地”。優越的政治經濟地理位置，毗鄰清華北大等中國頂尖高校，人才高度集聚，這樣的“軟環境”讓中關村成為電子信息行業每一位從業者心中的“圣城”，而良性運營的中關村電子信息產業公地也使每一個地處其中的企業受益。
       美國產業公地興起的原因，就是因為各種公路網、鐵路網和電報通信網等基礎設施以及“軟環境”的完善。對我國中西部來說，在產業園區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時候，更要以建立產業公地為核心理念，重視配套設施建設，加強政府基礎性研發投入。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仍保留在車間內的工作崗位對人員技術水平的要求很高。因而在注重人才吸引的同時更要強調人才的培養。勞斯萊斯生產部老總斯密斯先生就曾表示，制造業要確保培訓體系中務必有培訓模塊。盡管許多國家的供應商已經在經濟衰退期削減了培訓支出，但為了得到企業需要的人才，勞斯萊斯開辦了學徒培訓學校，并逐年增加受訓人數。

       B 制造繁榮之制造與創新篇：
       地理位置在制造與創新上不可或缺

       當國人每每為“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而痛心疾首時，倫敦奧運會上美國運動員一身的中國制造也引起了美國人的振臂疾呼。當來自亞洲的光伏電池遭遇歐美的反傾銷制裁時，發明了第一臺光伏設備的美國人，卻為在市場上被中日邊緣化而苦惱不已。

       制造對創新的影響不可估量

       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無廠化生產理念在美國深入人心，美國的制造業在很多領域的地位開始岌岌可危。時至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開始了對制造業的一場“集體反思”，制造業的重要性在一時之間被提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制造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到固國安邦，小到關系每一個工人的“飯碗”。尤其是在當今這樣一個謀求創新的時代，制造對創新的影響更是不可估量。勞斯萊斯工程制造部門主任哈米德·莫臥兒（HamidMughal）就曾指出，生產技術是企業生存的關鍵，而卓越的制造是未來最大的機遇之一，只有這種結合才會有不斷的突破，單靠在數量上的積累不可能做到這點。
       在《制造繁榮》一書中，兩位教授提供了一個框架（模塊化—成熟度矩陣）論證了制造與創新的緊密聯系。作者并不是籠統地呼吁挽救美國制造業的所有領域，而是號召在那些可以為未來創新提供決定性基礎作用的領域內構建制造能力。兩位教授從時間順序與空間位置兩個維度出發，分別論證了制造在地理位置上臨近的重要性以及制造何時對創新至關重要。

       地理位置在制造與創新上的作用

       古往今來，很多經濟學家試圖論證制造與創新在地理位置上臨近的重要性?，F代經濟學奠基人之一馬歇爾就在《經濟學原理》中闡述了“工業區”的概念，他認為企業出于勞動力聚集、公共基礎設施和技術外溢而集聚；諾貝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也提出了“經濟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觀點，他認為一旦制造企業聚集，就很少有企業還會再遷出。
       但是，贊譽與反對總是相伴相隨。2005年，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提出經濟體制的變化、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驅動共同締造了一個扁平化的世界，因而距離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潘卡基·格瑪沃特在其《世界3.0》一書中利用貿易數據表明世界遠遠未達到弗里德曼聲稱的那樣“平”，他認為大多數貿易都是區域性的，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勞動力的跨國移動性實際上是降低了，這是因為不是所有的知識和能力都能簡單廉價地快速傳播。而這種知識或者能力恰恰就是20世紀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Polanyi）在其著作《個人知識》中提出的“緘默知識”，即人們所知曉但卻未能完全表達出來的知識。
       以日本豐田汽車為例，汽車同行、咨詢與學術機構追蹤模仿豐田數十年，但卻一直不能得其精髓，這是由于制造豐田汽車的“緘默知識”存在于其雇員的腦海里，其傳播需要面對面地溝通，因此“緘默知識”的擴散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另外，“緘默知識”的擴散還受到許多人才市場地方化特性的限制，博科尼大學的斯特凡諾·布雷斯基和弗朗西斯科·里梭尼通過對美國6萬多名發明者的研究發現，只有很少一部分技術發明人（不到10%）從一個城市遷移到另一城市。
       一個地區如果有較強的配套能力，再加上本地化的“緘默知識”，即形成“制造繁榮之制造與公地篇”中所提到的產業公地，從而也論證了制造與創新在地理位置上臨近的重要意義。
       在現實情形中，此類案例也比比皆是。比如汽車行業的勞斯萊斯在英國德比開了一家生產渦輪機葉片的新廠，在那里，汽車的設計師、工程師及生產員工都在同一個地方工作，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車間，抑或是不同的國家。勞斯萊斯的決策者認為近距離的工作關系可以促進對彼此角色的理解，提高創造力。在高檔時裝行業，即使處在高成本的壓力之下，諸如杰尼亞（Zegna）、阿瑪尼（Ar鄄mani）、菲拉格慕（Ferragamo）和麥絲瑪拉（MaxMara）這樣的時裝公司仍選擇在意大利進行其高端產品的生產。這是因為高檔時裝的設計（創新）和生產（制造）緊密相連，將產地保留在“設計之都”意大利不僅能更好地保護其專屬設計，而且也能降低被仿制的風險。

       ○相關評論

       改進，而不遷移
       魯淑 陳琛
       制造對創新至關重要，在《制造繁榮》中利用模塊化程度、工藝成熟度與設置模塊化，從而將創新分為純產品創新、工藝嵌入式創新、工藝驅動式創新以及純工藝創新。
       在以上這四種創新中，除純產品創新外，其他創新形式將制造與研發在地理位置上分離的風險都非常大，而純產品創新由于產品的創新與制造緊密結合帶來的附加值不高，工藝改進的機會很少，所以可以將制造外包。如專注于設計但并沒有生產制造設施的“無工廠”半導體公司，如高通公司，以及僅負責制造但并不進行設計的公司，如臺積電。在后三種創新中，那些擁有研發和制造能力的國家和地區，未來很有可能使用這些能力創造出新的產品，從而引領一個行業的發展，抑或是徹底顛覆一個行業。
       在《制造繁榮》一書中，作者呼吁偉大的領導力，更為那些堅守制造領域與產業公地建設的企業家和官員鼓掌歡呼。在國內，近幾年來職業經理人的崛起也給中國企業家的領導力提供了全新的注解。但就領導力而言，必須目光長遠而堅定。在管理思維上，但愿每一位CEO不偏不倚，都能著力于全部股東的長期利益而不是特定人員的短期利益，同時能夠讓那些通曉公司技術、操作工藝、車間文化和供應商網絡的高管參與戰略制定，而不是成為董事會上的“擺設”。而具體到每一項決策，但愿在CEO看到一張財務分析報表時，能不將制造簡單地視為一種成本，盡量將企業駐扎在產業公地內，在外包還是自主投資生產的決策時考慮到公地的價值并確定研發和制造的緊密聯系度，再依據模塊化——成熟度矩陣進行決策。
       在這樣一個充滿競爭力的全球化時代，世界看起來似乎越來越“平”，近幾年我國勞動力成本也不斷上升，珠三角地區“招工難、招工貴”的現象屢見報端，那么是否真的也應該追隨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制造外包之路？每一位企業的決策者肯定能在每次決策后告訴人們答案。
       但是，與美國與眾不同的是，美國在做外包決策時已經占領了研發設計等產業鏈的高端領域，而我國的自主創新之路至今還是步履維艱，如果將制造外包，我們是否會“兩手空空”？如果“機器換人”運動大范圍開展，我們是否會跟一次次制造過程中的創新“擦肩而過”？
       戴爾和惠普就是前車之鑒，過去兩家企業都選擇用第三方來生產和設計計算機，而如今卻不得不在快速崛起的平板電腦上追趕蘋果而疲于奔命。汽車行業巨頭創新發展：制造繁榮不可或缺“豐田”最近也開始考慮“機器換人”的得失，并考慮人才的回歸，固然機器可以提高生產效率，但也可能錯過工人基于經驗和理解所能帶來的創新。哈佛大學兩位教授（Jan·Rivkin、MichaelPorter）提出了“改進，而不遷移”的戰略思想，意思就是要用動態的視角來看待企業的發展，不能僅用成本以及各類財務報表來做決策。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今非昔比，那么越南、印尼、馬來西亞這些今天的低成本洼地也不代表明天依然是低成本洼地。
       (本文作者單位：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戰略與規劃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