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應對中國經濟“新常態”和全球經濟進一步融合的趨勢，中國制定了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新型對外開放戰略，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經濟“走出去”邁出了重要步伐。早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就把支持企業境外投資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并輔之以政策性金融的大力支持。1986-1992年，日本實施了“黑字環流計劃”，這一計劃提升了日本經濟在全球的影響力，也鞏固了日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日本經濟在“走出去”方面有很多有益的經驗，亦有一些教訓，值得中國政府和企業總結思考。
       為了促進中日經濟學界交流，深入探討中日經濟“走出去”的經驗教訓，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野村綜研近期聯合舉辦了“中日經濟學家學術交流會”，主題為《中日經濟“走出去”的經驗與教訓》。本報本期刊發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以及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北京事務所所長關根榮一在本次中日交流會上所做的主題演講，以饗讀者。
       中國在對外關系中需要什么？十八大報告對此分析得非常清晰，即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而我認為中國經濟“走出去”主要是為了保障中國的發展利益。
       對外而言，中國的發展利益表現在哪些方面？第一是資源能源；第二是市場；第三是技術；第四是金融合作和金融安全，也涉及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等；第五是使國際規則及國際秩序，特別是與經濟有關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盡可能中性化——國際經濟、貿易、金融體系是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這個體系更有利于它們的發展。這五個方面都是為了保障中國的發展利益，是中國經濟“走出去”的宏觀目標。
       中國企業為什么要“走出去”？
       企業為什么要“走出去”？中國一些研究咨詢機構對此進行了問卷和面對面調查。
       在政府層面上有如下四個原因。第一是為了保證能源和資源安全，很多資金都投資在能源、資源領域。第二是外匯儲備多元化，中國外匯儲備多，且大量集中在美元。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國內經濟學家都在討論外匯儲備如何實現多元化，以分散風險，同時也涉及中國海外資產收益率偏低的問題。第三是產能合作，主要是為了尋求比較優勢，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上升，紡織業已經開始向柬埔寨等國轉移。第四是提升技術水平和獲取技術溢出。
       從企業或企業家層面看有如下五個原因：一是對財產權利和契約權利的保障。企業對財產安全和契約執行常表現出擔心，比如法院判決后，可能還是難以盡快獲得賠償。二是國內的市場交易成本過高，存在進入壁壘。從市場占有率的角度來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尋求規模經濟和提高市場占有率，華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三是就業。大型國有企業，比如國有大型能源企業，算上職工及家屬有上百萬人口，職工及其子女就業都是這些企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而國內的市場已經基本飽和，所以只能“走出去”。四是機會。比如金融危機后，南非標準銀行遭遇危機，工商銀行就有機會投資，成為南非標準銀行最大的股東。五是人民幣升值。
       如何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
       我們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來幫助企業“走出去”。
       首先是政府推進策略，主要在于經濟外交。經濟外交包括自貿區談判和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中國正在進行幾個自貿區的談判，中韓自貿區談判已經全部完成，接下來我們希望中日韓自貿區能夠取得較大的進展。當然，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是最近幾年經濟外交最重要的談判。我們最近也在考慮在其他范圍內推進這方面的合作，在我看來“一帶一路”也包括經濟制度一體化問題。
       另外，政府的政策引導也很重要。中巴經濟走廊帶來了460億美元的大單，此外還有其它政府間協議，我特別想提的是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在這個綱要里，中德之間的合作幾乎涉及了所有領域，這也為中國和德國乃至歐洲搭建了企業合作的重要橋梁。
       產業界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向企業提供指導，幫助企業結盟，以及協調企業間的關系。中國有很多行業協會，但它們還沒有發揮出引導、協調、助推的功能。日本的行業協會對企業“走出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金融機構包括政策銀行和民間銀行。政策銀行主要是國家開發銀行以及新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商業銀行也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向“走出去”企業提供金融支持。
       研究機構是重要的支持力量。中國社科院的定位之一是智庫，我們與國企和民營企業都有接觸，向它們提供研究成果和政策咨詢，它們對我們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從前年到現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已經出版了三本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評估報告。我們甄選了30多個和中國經濟經貿關系密切的國家，利用不同指標對每個國家進行風險評價。當然，我們也參考了其他風險評估報告，但是我們的報告具有一個重要的特點--考慮了每個國家與中國的外交關系，并把這種外交關系作為重要變量。
       半官方的政策實施機構也是支持力量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貿促會以及政策性銀行理解為半官方機構，但是中國缺少JETRO這樣提供信息、融資及技術支持的機構，日本在這方面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們關注。
       此外還有服務于“走出去”企業的市場化機構。中國缺少提供本地化咨詢服務的市場化機構，但是我們想在這方面有所突破。
       企業“走出去”存在的問題
       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走出去”存在的風險。風險控制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敗案例，這涉及到信息的獲取、風險評估、危機應對以及盈利模式等一系列問題。
       其次，投資收益率低。鼓勵中國經濟，特別是企業“走出去”，可以更加多樣化地配置外匯儲備，來使投資回報率得到轉變，同時通過更加合理地使金融資產轉變成實物資產，特別是變成以制造業形式存在的資產，來提升整個經濟的長期回報率。
       再次，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很多企業“走出去”并不全是為了追求盈利，而可能是為了保持資產的穩定性或多樣性。因此，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是提高中國海外投資質量的重要途徑。
       另外，努力塑造中國企業在國外的正面形象。投資能給當地帶來財政收入，創造就業，但與此同時如果處理不當也會帶來某些負面影響，比如對環境和生態造成污染。
       還有一點涉及到國有企業“走出去”。現在中國“走出去”的企業當中，國有企業投資量占有相當比例。OECD設立了“競爭中立”原則，其制約的對象主要就是國有企業。這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除此之外，中國企業境外存在惡性競爭事例。中國的企業缺少協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華為和中興兩大電信設備公司，在海外市場互相壓價兩敗俱傷。盡管激烈競爭有其積極的一面，但長期惡性競爭對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最后，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還會遇到外國設定的門檻，比如美國以安全為由對外來投資進行限制，但往往又不明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