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4月7日—9日，2016年春季全國磨料磨具行業信息交流暨第六十三屆中國剛玉碳化硅交易會在浙江寧波舉行。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兼預測部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教授范劍平在會上做了以“十三·五發展機遇和政策導向”為主題的精彩報告，以下內容根據大會現場錄音整理。        最近幾年大家對中國經濟的減速應該說是印象深刻，因為在四萬億政策刺激下，2010年中國GDP增速一度達到了兩位數，即10.6%，此后經歷了連續六年的經濟減速，2015年只有6.9%，這樣一個長時間大幅度的減速，在改革開放以來還是頭一次，讓許多人對于“十三·五”這期間能不能達到GDP平均6.5%增速的目標產生了懷疑。這次減速的主要原因，國內外有很多分析，其中最中肯的觀點，一個是中國經濟總量已經非常大了，隨著經濟總量增大GDP增速出現放緩，這是一個自然現象。雖然去年GDP是25年來增速最低，但是去年我們GDP的一個百分點的量，相當于十年前的2.6個百分點，所以6.9%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再想回到過去兩位數的增速，企業掙錢很容易的時代，應該是沒有可能了。另外一個就是，中國經濟增速并不算低，中國雖然自己跟自己比是變慢了，但是跟世界經濟比，仍然算高速，十八大以來的這三年，中國GDP平均增幅7.3%，世界平均增速僅2.4%，我們每年都比別的國家高一些，這讓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在逐年加大，去年跟2012年相比，又提高了4個百分點，現在中國GDP總量已經占到世界的15.5%，而且每一年增量全球第一，這兩年每年GDP增量占全球總增長量的四分之一。
       現在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是效益問題，即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問題。過去我們享受了改革開放的紅利，也享受了計劃生育帶來的人口紅利，這樣的政策和人口紅利曾經讓中國的投資回報率很高。鄧小平南巡的1993年，我們的投資回報率一度達到了15.67%，在加入WTO以后，中國的投資回報率始終在8-10%的水平，比美國歐洲日本要高得多。但是2008年之后，我們搞了大規模的投資，回報率卻下降了。2014年，人民幣開始有貶值壓力了，主要原因就是投資回報率低到了2.7%，這個水平比美國日本都要低，跟歐洲差不多，過去就是因為投資回報率高，國外資金都紛紛流入中國，造成了人民幣快速升值。現在低了，資本自然就會出現外流。
       同時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使得資金開始逃離實體經濟。這些年大量資金愿意去搞房地產、搞金融炒作，大蒜、普洱茶、大蔥、綠豆等等，把中國的很多東西炒了個遍，資金不愿意好好干實體，背后的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的投資回報率太低了。所以十三五時期，從中央的政策上來講，不是要把速度硬拉上去，要想這么做，中國政府目前還是有政策空間的，但是短期拉上去，投資回報率只會更低。所以政府下決心，要通過供給側改革，通過結構調整，來提高投資回報率來真正解決實體經濟的困難。
       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勞動力、環保、社保、稅費等各種成本的全面上升；另外一方面由于我們產能過剩。工業品價格已經連續48個月下降，去年工業品出廠價最厲害的四個月平均同比下降5.9%，這樣價格降下來，成本又升上去，兩頭把工業品的利潤擠得很少，所以很多人干實體干的非常灰心。所以解決問題我們應該一方面要千方百計降成本，另一方面要通過去產能，限產保價，我們的工業品價格不能再跌了。
       這次中央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有很多豐富的內容，中央希望通過改革限制政府的權利，來給企業一個更加寬松的經營環境，包括投資的準入很多不需要政府審批了。具體來講“十三·五”期間，供給側改革要做五件大事，第一去產能，這是針對傳統產業；第二去庫存，這是針對房地產；第三是去杠桿，這是針對我們的金融機構；第四就是降成本；第五就是補短板。2016年一二月份可能是這一輪經濟下滑的最低點，三月份經濟數據看起來會有所好轉。二季度會有明顯好轉，中國經濟經過五六年的下行，進入到L型的調整期，2016年可以看到經濟在底部企穩，見底的信號開始越來越明顯，要提醒大家的是L型觸底只是不會下滑了，但是在這個底部還要走多遠，還有待國際形勢和今后的努力。我們這兩年的負面消息太多了，今年開始終于看到了黎明曙光。
       具體來看，首先是降成本的問題，先說勞動力成本，中國這兩年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非常快，有人把矛頭對準了勞動法，實際上勞動合同法只是雪上加霜。真正的原因還是我們的人口和勞動力的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在歷史上，人數最多的十年是我們的80后，有2.28億人，后來因為計劃生育搞得特別堅決，90后只有1.75億人，后來00后減少到1.45億人，也就是說90后比80后要減少23.24%，而00后要比80后減少36%，超過三分之一，這種年輕勞動力大幅下降，對中國經濟和勞動力成本影響太大。所謂的人口紅利，我們講是指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重。2011年的峰值達到74.5%，但是我們下降的非常快，到了去年已經降到了66.3%，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下降，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上升，也就是說2011年以前，每年我們滿16歲的勞動力人口比退休的人要多，勞動力總量每年都能增加幾百萬人，然而到了2012年，勞動力總量開始發生歷史性的逆轉，勞動力凈減少了215萬，13年又減少了244萬，14年又減少了371萬，15年487萬，四年我們就減少了一個澳大利亞的人口。尤其要命的是2015年，流動人口歷史上第一次減少568萬，很多人還以為農村有多少勞動力可以向城市轉移？沒有了！現在出現了逆向流動，很多年齡大的農民工開始返鄉養老。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頭兩年房地產供不應求，現在怎么就賣不出去了的原因。90后買結婚用房的人，比80后少了將近四分之一，80后結婚用房的十年，就是房地產最火爆的十年，等我們為80后這么多人口準備好了鋼鐵水泥、磨料磨具等這么大的產能，突然年輕人沒了，房地產產能過剩了，并且開始傳遞到整個產業鏈。過去找工作難是主要矛盾，現在招工難成了主要矛盾，而且因為我們現在產業升級還沒完成，招工最難的是農民工、保姆、護工，北京有一個單位說準備3000塊招個農民工，農民工來一聽很生氣，說3000塊想招農民工，招個大學生還差不多。我們現在一年畢業700萬大學生，大學生反而不好找工作。過去長期中國是勞動力上升的成本是低于GDP，但是這幾年倒過來了，金融危機以后，我們城鎮職工工資上漲13.2%，農民工上升13.5%。同一個時期我們每一個勞動力生產力年均只增長11.1%，工資上漲速度快于勞動生產力增長速度，這一部分吃掉的就是企業利潤，對于企業來講現在確實很苦惱，現在利潤是一直往下掉，但是每年招工要是不漲點工資，人都招不來。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未來只有兩個方向，一個就是想辦法盡量延長人口數量紅利，另外一個就是千方百計提升人口質量紅利。去年年底中央宣布實行全面二胎政策，政策很好，可惜晚了點，1977年搞獨生子女政策的時候說好了就搞25年，應該到2003年就結束。但是計生委要繼續搞，多搞了十三年，這個十三年就是房價上漲最快的十三年，當年如果放開了，愿意生二胎人比現在要多得多，現在很多人一看高房價就猶豫了。北京上海人說生一個孩子，如果是女兒，那是招商銀行，生男孩是建設銀行，萬一要再來個兒子，那是匯豐銀行，一定會瘋掉的。計生委對于人口出生的預估老是過高，過去說只有雙方都是獨生子女才能生二胎，發現生的不多，2013年改成只要一個獨生子女就能生了，告訴大家要多出生200萬個孩子，到了2014年底一看，才多了47萬。2015年更慘了，比14年還少了34萬，所以中央決定全面開放二胎政策。但是目前沒有一個國家生育率在下降后能夠回升的，不要說開放二胎，哪怕你倒過來，鼓勵家庭生育也很難實現趨勢性回升。還有就是推遲退休年齡，建國之初定退休年齡標準的時候中國人平均壽命只有60出頭，現在中國人均壽命75.8歲，國際上一般都是65歲之后才退休，從人均壽命來講我們已經具備這樣的條件。如果我們仍堅持女性55歲，男性60歲退休，那么2020到2030年中國每年減少勞動力的數量就不是每年200-300萬人了，而是每年700-800萬人，現在一年減兩三百萬，工資都漲這么快，要是敢一年減少七八百萬，工資還不漲到天上去，實體經濟都要被搞死了。所以必須要延長退休年齡，另外還有養老金問題，尤其是女性退休比男性早，壽命還比男性長，一輩子交養老金的時間比領的時間還要少，那養老金體系肯定要崩潰。明年國家將正式公布延遲退休方案，給大家五年的心理準備期，到2022年開始正式往后推遲，半年半年往后退，到2030年以后，男女都要65以后才能領到養老金，對我們國家緩解勞動力供求矛盾是有好處的。
       但是從長期來講，提升勞動力人口質量紅利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大家一定聽過一個詞叫“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個國家到了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以后，它的勞動力成本開始提高了，如果它的產業結構不能進一步升級，勞動力素質不能進一步提高，那么這個國家會因為成本問題競爭力變弱。目前中國勞動力成本跟越南、柬埔寨比沒有優勢，又因為產業結構沒有升級，生產的產品跟發達國家比也沒有優勢，最后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最終掉入陷阱。所以“十三·五”規劃就是要讓中國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通過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推動我們的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把越南、柬埔寨這些國家遠遠甩在后面，爭取和發達國家競爭。從我們勞動力素質的現狀來看，我們還是非常有利的，雖然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我們大學毛錄取率達到了37.5%，這個錄取率高于法國、瑞士、挪威等很多發達國家。一年供應700多萬大學生，讓很大一批高科技企業開始受益。比如美國的蘋果公司，在中國用工將近100萬，其中就有16萬大學生在做技術支撐，美國政府很希望蘋果公司讓制造業回流美國，蘋果公司斷然拒絕，因為同檔次的大學生工資成本，中國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我們國家希望初中生畢業后去上幾年技術專科學院，就是因為企業現在購入的設備都是數控設備，我們希望再來的新勞動力最好能是年輕技工，可以簡單培訓直接上手。西門子曾經到華為集團調研，認為華為的工程師老是加班，一年要干2750小時，西門子才1300-1400小時，西門子的時薪是華為的12倍，從這里可以看出來，我們跟發達國家比，勞動力成本優勢還是很大的。我們要讓工資上漲建立在勞動生產力提高和技術水平提高、產品檔次提高的基礎上，這是良性的工資成本上升。產業結構升級上去了，跟發達國家去比，我們的人力資本優勢還是很明顯的，“十三·五”期間就是通過產業結構硬件升級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環發展。
       同時，中國企業的融資成本也很高。2014年中國的非金融企業，平均每100塊錢自有資本金，借債已經達到123.1元。中國企業有這么高的債務負擔率，跟中國的融資渠道有關系，美國企業是直接融資，如果缺錢了，直接到股市上去發行股票，通過股市融入的資金是進入這個企業負債率的分母，融入越多企業負債率越低；中國是找銀行貸款，資金進入的是分子，貸款越多，企業負債率就越高。這么多年來，以銀行融資為主的間接融資模式是導致我們企業負債率世界第一。中國的銀行主要發行的是抵押貸款，嚴格意義上現代商業銀行應該發行信用貸款，抵押貸款是典當行才做的事情，但是過去中國騙子太多，銀行沒辦法，只能抵押貸款。在大工業時代，重資產企業可以通過大型設備或者廠房作為抵押，換得貸款，這個模式運行起來沒有問題。但是2013年中國第三產業成為中國GDP比重最高的產業，一方面第二產業產能過剩，銀行想貸款給企業，企業因為不掙錢也不想投資了，另一方面第三產業中的最需要資金的輕資產企業，因為缺乏抵押的財產，銀行又不想貸款給他們，需要錢的企業輸不上血，傳統企業又因為負債率過重喘不過氣，甚至個別企業已經困難到連貸款的利息都還不上了，銀行為了不出現壞賬，貸款給企業用來還利息，自欺欺人，2015年銀行放出來的錢有70%以利息的形式又回到了銀行，這個模式已經不可為繼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一方面降低基準利率，一方面讓銀行捆綁在貸款上的不合理的收費取消。但是根本出路還是要慢慢的向直接融資過渡。但是我們一手好牌，被幾個證監會的笨蛋打壞了，鬧出了股災，可能會導致過渡的速度變緩，但是大的方向不會改變。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降低融資成本，是2016年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對于暫時有困難的優秀企業，政府預備了1萬億規模的債轉股，最近有一家民營的造船企業，經過11家債權單位的協商，全名評估之后把原有債務轉為股權，中國銀行現在成了這個企業最大的股東，債轉股之后不用還利息了，可以喘一口氣，不能讓這些優質企業死在黎明前的黑暗。另外一個就是有條件的大型企業可以通過發行債券來融資，這個成本比銀行貸款要低，甚至可以考慮通過發債券來把高利息的銀行貸款還了。當然我們也有一些在去產能中救不了的企業，無非兩種出路，一是讓別的企業給你兼并重組，二就是破產清算，對于中國債務問題，最近美國的標準普爾和穆迪公司對中國的主權信用等級的未來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發出了警告信號，其實完全沒必要，從目前中國整個的金融體制來看，雖然最近像易租寶之類的非正規金融機構開始出事了，但是從涉及的經濟總規模還是很小的，屬于區域性和局部的風險，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在減免企業負擔方面，今年中央說要降低電費，高速公路的收費標準也要降低。但是最大負擔還是稅收和社保的費用，今年政府有一定的減稅安排，現在營改增已經開始。制造業領域，我們政府把有限的資金重點放在了高新技術企業，今年對于創新型高科技企業的減稅還是有一定力度的。中央正在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的問題，目前17%的稅率確實太高了，未來我們增值稅是有下降的時間的，什么時候開始還不確定。同時社保方面有部分也開始下調繳費比例，中央把降成本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之一，說明政府非常重視了。
       去產能的方面，目前我國49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嚴重產能過剩，中央只管了鋼鐵和煤炭這兩個行業，其他的全部依靠市場自身調整，這么做主要考慮到由市場去產能后遺癥比較少。比如紡織業，去年全國工業企業利潤負增長2%，紡織業在這種形勢下利潤增長5.1%，紡織行業是勞動力成本上漲重災區，為什么去年沒有虧損，我請教了紡織行業的領導，對方回答：不僅去年，十幾年來都沒有虧損，因為從97年之后，政府就沒有再管過紡織行業，政府這個手不在里面攪和反而就好了。紡織行業難道沒有產能過剩嗎？有，但是年年都會被市場淘汰，目前紡織行業90%都是民營企業，沒有國家補貼，不掙錢自己就不干了。同時，留下來的企業技術進步都是很快。我還問他難道現在不是很多紡織企業都搬到越南、柬埔寨去了嗎，對方說這就對了，現在你買低端的耐克阿迪都是那些地方的，你買高端的阿瑪尼的西服，都是中國生產的。中國把高端的留下，低端的轉移出去，這不就是供給側改革嗎？聽完以后覺得人家搞了十幾年供給側改革，沒有一點后遺癥，用不著政府操心。至于鋼鐵和煤炭，是因為國有企業比重太大，地方政府又關系太緊，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就這兩個行業就政府就準備了1000個億，給下崗工人補貼的，要22個行業中央全管，哪里來的這么多錢。
       去庫存方面，2014年房地產開始出現了溫和調整，中央比較認可，但是2015年頭兩個月，銷售面積下降16.3%、銷售金額下降15.8%，這兩位數的下降讓有關部門非常重視，如果這么跌帶著一系列上游企業跟著兩位數降，中國經濟不要說保7了，不負增長就不錯了。所以去年3月30號，房地產開始了新一輪刺激政策，從效果來看，有兩個意想不到，一個是對銷售的刺激意想不到，去年1、2月份銷售金額還是-15.8%，到了去年12月份已經成了正的14.4%，另一個去庫存的地方意想不到，我們最想去庫存的三四線城市沒去掉，一二線城市反而火爆增長，今年兩會后甚至一些一線城市不得不對于房地產市場出臺抑制政策。
       雖然房地產銷售好轉，但是房地產的投資形勢依然嚴峻，2015年只增長了1%，今年1.、2月份本來以為會負增長，但是因為部分地區比較火爆，增長了3%。我們磨料磨具行業跟賣房子沒太大關系，跟建房子關系比較大，2016年房地產開發投資恐怕不會高于10%，跟去年比可能好點，但是不會火爆。對于開發商來講，首先需求減少了，另外庫存太大了，拿到銷售許可證賣不出去的房子現在有7.1億平方米，現在一平米也不開工了，已經在建的有73.5億平米，兩個加在一起有80.6億平米，按照去年的銷售速度，這么多房地產庫存的消化時間是6.3年，其中住宅是5年，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拿地開工會有所顧慮。盡管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房地產的走勢還是會由市場規律來決定的，這個規律用兩個字來概括就是分化，強者恒強，弱者恒弱。
       我們的城市化死活有個理想模式，總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大力發展中小城市，就想讓城市實現均衡發展。我們對大城市的控制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北京為了控制人口2020年在2800萬以內，少供地，少建住宅，結果就是土地價格猛漲，去年北京五環邊一塊地拍出的價格每平米7萬5，那造出來的房子得多少錢？想用高房價把中低端人口趕到河北去，現在北京周邊出現許多睡城，這里住的人白天給北京打工，晚上在河北睡覺，稅都交給了北京，孩子也上不了北京的學校，人口統計的時候不計入北京市人口，所以北京就自欺欺人的把2800萬人口控制住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本質上大城市人口不斷上漲，是因為正面作用還沒有完全釋放，大城市化是個雙刃劍，你管理水平不行就會有城市病，如果你管理好，那大城市的集聚和分工效應會換來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企業家和投資人愿意去一二線城市，人才就必然會向此集中。我們本來人口就有13億，非要套用國外模式，人口超過3000萬就不得了了，東京人口占日本總人口的一半，也沒見怎么樣，不承認這個規律是不行的。未來以省會為中心的城市群的發展，跟過去全面發展普遍開花，恐怕是完全不一樣的時代。
       2016年我們在對房地產實行了適當的刺激政策同時，政府開始加大了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人提出是不是你們又開始搞大水漫灌了，不能這么看，我們中國的高鐵就是四萬億時期建設出來的，現在坐高鐵的人誰說不好了？我們是要避免無效供給，無效刺激，增加優質供給，優質投資，搞基礎設施建設只要是真正是國民經濟發展需要的，那就是供給側改革的目標，今年固定資產新開工項目的投資速度會非常快，看一個國家的經濟有沒有后勁，關鍵看你有沒有投資新開工項目，大家都不投資，那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哪？中央通過加大一系列政策扶持力度拉動投資新開工項目，去年年底增速達到了5.5%。但是還不夠，今年1、2月份以來，資金總投資增速同比提升了41.1%。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政府準備了8000億投鐵路建設，甚至可能到1萬億，創下這是歷史新高。公路今年也有1.6萬億，也是歷史最高。同時有20個大水利項目要開工，核電項目、高壓輸電、智能電網、油氣管理、城市軌道交通、城市地下管網等一大批基建項目的開工，會帶動我們的三月份的經濟好轉。我們今年前兩個月經濟增速掉到1990年以來最低點，但是三月份從我們目前掌握的數據來看，正在節節好轉，而且二季度我們的經濟會沿著這個勢頭繼續上升，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止跌企穩，2016年可能是“十三·五”期間經濟最差的一年，在“十三·五”期間我們將把經濟局面穩住，而且依靠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新的經濟增長點，把中國經濟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邁向新的經濟增長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