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韓國經濟日報》報道稱,在本周宣布年度高管調整時,三星電子可能會將高管人數縮減5%至10%,其中移動部門高管總數或將縮減10%以上。此外,三星還將注銷4.9萬億韓元的庫存股,包括4.495億股普通股和8070萬股優先股。
就在上月底,三星電子移動業務部門總裁高東真在公司內部信中坦言,對當前三星智能手機業務所處的掙扎狀態感到很抱歉。“不過,我將竭盡所能,通過即將上市的Galaxy 10和可折疊屏幕手機來度過危機。”高東真表示。
12月5日,三星中國方面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確認了可折疊手機將于2019年面市的消息,“2019年肯定會上,屆時國內也會上新機”。至于可折疊手機的更多具體信息,三星方面表示暫無法透露。
然而,多位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對可折疊手機短期內的未來市場表現持謹慎態度。三星是否可以借此渡過難關?
提速可折疊機
今年10月,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三星電子合作溝通部副總裁智惠玲還坦言,三星可折疊手機暫無確切的發布時間信息。
“在我們看來,手機是否折疊本身并非最重要的,重要之處在于手機折疊起來對消費者來說的實用性,包括手機中的軟件也是重要一環,”智惠玲分析稱,“可折疊只是一項技術,我們不想只是通過公布手機來秀技術。”
如今,三星對可折疊手機的態度卻發生了轉變。高東真在11月上旬透露,三星將于2019年上半年推出可折疊智能手機,并將生產至少100萬部。同時,該手機每年都會推出新版本,如同三星旗艦手機Galaxy S9一樣。三星中國亦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確認了明年推可折疊手機的消息。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三星可折疊手機在中國市場或將是“萬元機”。
“個人認為對消費者吸引力有限。”IDC中國智能手機行業分析師王希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盡管可折疊手機是廠商對未來手機的一個探索,以及呈現“技術肌肉”的表現,但以目前市面上可能的定價信息來看,與同類價格可購買的產品相比,可折疊手機缺乏競爭力。
刨去價格的因素不談,在產品穩定性和續航能力上,可折疊手機也還需要經受市場的考驗。例如,今年柔宇科技推出全球首款可折疊智能手機,但部分軟件無法很好地在折疊和展開狀態下切換,UI圖標有時會扭曲,屏幕旋轉時也會出現問題,甚至有時手機應用程序會崩潰,嚴重時系統也會跟著一起崩潰。
此外,可折疊手機的應用場景也有待斟酌。當前業界對可折疊手機的想象空間停留在平板電腦與智能手機的二合一上。 “在兩者的切換過程中,是否能夠產生新增的應用場景仍待觀察,”王希表示,“總體而言,消費者對于可折疊手機存在一定的期待度,但綜合包括價格、穩定性等因素,這樣類型的手機仍停留在原型階段。”
焦慮的三星
之所以提速可折疊手機發布日程,緣于三星智能手機業務所處的掙扎狀態。
作為全球智能手機龍頭,三星仍舊穩坐頭把交椅,但并不如過去那般高枕無憂。根據Gartner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三星智能手機共計出貨7336.01萬部,比去年同期的8560.53萬部相比下滑了14.3%。三星在該季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中所占的比例,也由去年同期的22.3%下滑到了18.9%。
作為全球智能手機的重要市場,三星在中國區的表現差強人意。根據IDC中國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供的數據,2018年三季度三星智能手機出貨量大約為70萬臺。從市場份額占比來看,2016年三星全年市場占比為5.5%,2017年不到3%,2018年前三季度為0.9%。
“三星在中國市場面臨慘烈競爭。”智能手機市場發展至今,已是一片紅海,各品牌產品之間的差異化極小。除了蘋果手機獨特的iOS操作系統令其仍然可以享有少許的差異化優勢外,三星、LG等手機相對國產機而言已經沒有任何技術優勢。”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客席講師吳奕捷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直言。
因此,在吳奕捷看來,產品性價比是決定市場勝負的關鍵。在中國本土手機市場,用戶對性價比的追求是極致的,往往會綜合考慮手機的價格、配置參數等指標。然而三星在中國區的成本高企,進而意味著,即便三星拿出極高誠意的產品,讓利中國用戶,但依然難以讓用戶買單。
“以今年三星新推的A9 Star Lite為例,盡管定價1999元,但與同樣配置的國內手機相比,價格上缺乏競爭力,“一位不愿具名的三星前員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然而從三星內部來看,這樣一臺手機已經是虧本買賣了。”
仍需本土化
除成本之外,無論是在渠道還是產品創新上,三星移動在中國市場的本土化方面仍有待完善。
在2017年7月之前,三星中國保持著三層架構:位于韓國的三星電子總部、中國區七大支社以及26個辦事處。“產品設計權基本都在韓國總部,在推高人力成本的同時,也導致產品功能創新的效率很低。”前述員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直言道。
這也就意味著,在中國本土廠商已經上線了諸多手機創新功能后,三星手機依然未見動作。前幾年,大量國產手機廠商開始推出本地化的功能,諸如搶紅包助手、騷擾電話攔截等,然而三星手機的功能跟進總是慢一拍。
渠道方面,三星同樣存在弊病,除了過去對互聯網渠道重視程度不夠之外,對渠道的嚴控同樣阻礙了其本土化進程。據了解,三星曾短暫從國代模式走向省代模式,以便令銷售渠道更加扁平化。它在全國擁有多個省代,不同省代由三星總部來對接銷售策略。“然而不同地方的市場環境不同,三星總部對這些情況未必了解,當地省代原本最有當地市場發言權,可是在三星系統內,他們沒有自主運營權。”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目前三星手機回歸了國代模式,在全國范圍內共計擁有三家代理商,一部分定價權也開始下放至中國區,但總體來說,三星手機產品本地化的定價與運營力度依然有待加強。
因此,多位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建議,三星應當進一步提高無論渠道還是產品上的本地化定價與運營商。此外,拋開價格競爭之外,三星還可以適當考慮為不同的消費群體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例如針對年輕用戶群推出綜藝節目的會員卡服務等,這些都是常用的一些營銷手段。”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表示。
當然,也可以看到,三星正在發生變化。2017年7月,三星取消了中國區7大支社的架構,由三星中國分公司直接下轄26個辦事處,組織更加扁平化。同年10月,三星移動總裁高東真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三星正在通過多種渠道盡可能地傾聽中國消費者的需求,進行產品功能體驗的完善。
2018年10月,三星推出首款OEM手機A6系列,這也是其進行成本控制的策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自業內人士處了解到,盡管該系列手機售價同樣在1000-2000元價格區間,但與A9 Star Lite不同的是,這款手機三星是盈利的。
“可以看到三星正在走出不同于過去的風格,但很難說這些舉措可以立竿見影,畢竟品牌勢能需要從頭開始一點點去經營,”前述業內人士表示,“但無論如何,進一步本土化是值得三星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