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十三五”開局之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剛剛邁入2016年，有權威人士于1月4日現身《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七問七答”的形式全面解析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謂釋放出至今為止最強的供給側改革信號。
       權威人士稱，在當前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要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藥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結構性改革。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重點和力度有所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其以“當斷不斷，必受其亂”的嚴肅措辭突出了改革的決心，并強調若只是為短期經濟增長實行刺激政策，必然會繼續透支未來增長。對于權威人士的七大解答，要如何把握其核心觀點？中國經濟未來又將如何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中尋求平衡？
       緣何推進結構性改革?
       第一個大前提是，緣何中國要強調供給側改革？
       權威人士解釋稱，“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但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必須破除長期積累的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突出矛盾和問題。”
       對此，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趙揚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解釋了中國政策重點轉向供給側的原因所在，“在宏觀政策討論中，需求管理政策主要面向短期穩增長，供給政策主要面向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當前經濟增速下滑并非供給能力不足，而在于供過于求。如果要實現供求平衡，要么刺激需求，要么減少供給。”
       然而，刺激需求以經濟增速為目標，那仍然要從“三駕馬車“（消費、出口、投資）入手。刺激家庭消費在我國目前的財政、貨幣和社會保障體制下難度很大，效果有限；刺激出口主要涉及匯率問題，政策空間不大。在我國需求主要仍通過刺激投資來實現，而這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繼續惡化：所形成的資本和產能在未來可能仍然沒有銷路。“傳統需求管理政策面對如此困局一籌莫展，于是政策重點開始轉向供給方面。”趙揚稱。
       相較于需求側管理，供給側管理的挑戰也更大。作為新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此前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在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是同時存在的一對關系。總體而言，需求管理是總量管理，側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個年度短期視野內調節經濟生活中銀根的松和緊，施行總量的刺激或收縮；而供給管理要更多地著眼于中長期和全局的發展后勁，考慮不同角度的結構優化，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協調匹配等，顯然，供給管理的復雜程度遠遠高于需求管理。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改革核心
       當然，所謂供給側改革并非單純地減少供給，更重要的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權威人士指出，改革要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減少供給雖可化解供過于求，但不帶來增長。經濟學意義上的供給改善，主要包括增加要素投入和改善要素（勞動、資本以及土地）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長期的增長潛力。”趙揚分析稱。
       其實，從供給角度看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并不在于勞動力不足或者資本不夠。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底中國就業人員中高達30%仍從事第一產業，49%的就業人員位于農村。“統計局的數據有可能高估了我國農業和農村的就業人員比例，但即便假設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比例只有10%，也仍然大幅高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第二和第三產業中仍存在產能過剩。因此，我國供給方面的主要問題不在于要素數量不足，而在于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在過去幾年中顯著下降。”趙揚強調。
       為什么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會降低?因為資本和勞動的配置出了問題。簡單地說，2008年以來的一波投資熱潮沒有形成有效供給。大量投資集中于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和相關產業鏈，形成過剩產能。以地方融資平臺和土地財政為依托的地方基礎設施投資可能是有經濟效率的，但其財務效益由于公共品性質難以體現出來。
       因此，供給側改革不只是去產能（減少供給），也不是增加總供給能力，而重在提高有效供給，即通過改革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
       供給側改革不等于需求緊縮
       當然，市場對于供給側改革存在的主要誤解在于，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實行需求緊縮。權威人士指出，“當前經濟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轉化成結構性問題。因此，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我們的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趙揚對本報記者亦表示：“無論如何改進供給方式，宏觀經濟要實現穩增長的任務仍然體現在最終需求的擴張方面，也就是投資、消費和出口方面。宏觀政策對投資或者出口的刺激作用可能下降甚至失效，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任何經濟產品或服務可以被歸納到總需求的三駕馬車之外，以至于不需要刺激總需求，僅通過"供給側"改革也可以實現設定的經濟增速。”
       當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需要營造穩定的宏觀環境。權威人士指出，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強刺激，也要防止出現順周期緊縮。
       對此，民生證券宏觀研究員朱振鑫表示，2016年經濟下行壓力或將大于2015年，供給側改革短期會加大經濟調整的陣痛，可能逼近6.5%的底線，因此供給側改革也需要需求側寬松。
       財政發力貨幣政策適度靈活
       當前，在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如何正確把握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思路?
       權威人士指出，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整體融合、有機結合、相互配合，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重點和力度有所調整。”
       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對企業實行減稅，并用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彌補收支缺口。
       另一方面，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主要體現在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既要防止順周期緊縮，也絕不隨便放水，而是針對金融市場 的變化進行預調微調，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
       朱振鑫指出：“貨幣政策是配角，以對沖為主。利差收窄和通脹企穩的擠壓之下，2016年降息的次數會明顯減少，但降準幅度會比2015年更大。其目的就是向市場釋放基礎貨幣，對沖市場出清帶來的信用收縮。此外，配合需求側托底，政策性金融債、PPP分流的資金需求需要貨幣寬松來對沖，避免對利率造成沖擊。”